台灣電影中的抗日記憶 愛恨交織血淚相和
歷史背景以及當代台日流行文化的密切交流,使得台灣民間對日本的情感和再現格外複雜多元。和中國大陸相比,解嚴後台灣電影中的抗日曆史與日人形象有更多細膩、人性化的面相
1945年台灣“光復”,彼時台灣人熱烈歡慶“迴歸祖國”,樂見日本殖民者退位。然而蔣介石政權1947年在“228事件”中屠殺無數台灣百姓,且在其後的白色恐怖時期持續迫害並屠殺人民,導致許多原本熱烈擁抱“祖國”的台灣人轉而把蔣政權視為比日本更不堪的“二次殖民”,並懷念相對文明有序的日治時光,進而厭棄“中國人”的身分併產生強烈的“台灣意識”。
這個歷史背景以及當代台日流行文化的密切交流,使得台灣民間對日本的情感和再現格外複雜多元。和中國大陸影視劇至今仍偏好展現日本侵華的悲慘記憶相比,台灣民間普遍對日友好,例如去年311地震時,台灣是全世界捐款給日本最多的地區,而解嚴後台灣電影中的抗日曆史與日人形象更有諸多細膩、人性化的面相。
歷史背景以及當代台日流行文化的密切交流,使得台灣民間對日本的情感和再現格外複雜多元。和中國大陸相比,解嚴後台灣電影中的抗日曆史與日人形象有更多細膩、人性化的面相
綜觀台灣抗日電影發展,長期研究華語電影的台灣政治大學廣電系教授陳儒修總評,70年代台灣的抗日電影操作民族主義情緒,動機和當代中國抗日電影最為類似,但二者的風格卻有鮮明差異。他發現,大陸的抗日電影徹底實踐「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格外突出「羣眾」,作品常營造毛澤東等領導者和民眾打成一片的氣氛,突出領袖的親民特質,而且遵守「藝術創作沒有中間人物」的原則;台灣的抗日電影則相對突顯領袖,強調蔣介石等人的英雄特質,和民眾的距離較大。
針對台灣當代抗日電影現況,陳儒修也認為:「台灣近代抗日電影是非常『去政治』的!」他指出當代台灣抗日電影不再糾結於民族主義,突顯全球化時代後,「身分認同」不再是台灣社會最急迫的問題。他説:「台灣文化最可愛的地方在於,我們對日本的情結有很大的光譜,懷日、哈日、親日、仇日,都有,而且這個光譜是流動的,棒球賽的時候仇日、使用產品或流行文化哈日,不像老一代是親日,或仇日二元。現在年輕人的文化認同是流動、轉折的,他們對國家民族的概念非常淡泊,每個主體都是多元的,他們更認同『世界公民』的概念。
歷史背景以及當代台日流行文化的密切交流,使得台灣民間對日本的情感和再現格外複雜多元。和中國大陸相比,解嚴後台灣電影中的抗日曆史與日人形象有更多細膩、人性化的面相
台灣抗日電影中消退的民族主義,突顯台灣新一代創作者和觀眾在全球化時代下,流動且彈性的身分認同。儘管《一八九五》和《賽德克巴萊》仍難逃台灣抗日電影的英雄主義傳統,且未跳脱以男性為主體的敍事窠臼,但透過客家、原住民的邊緣族羣視角再現抗日曆史,帶入日本殖民者的觀點,使得當代台灣抗日電影別於過往樣板式的華語抗日電影,對族羣與人性有更多關照。
然而台灣、中國、日本在東亞地區的「三角習題」未解,可以預見的是,「抗日曆史」仍可能隨時成為華語電影用以召喚政治意識或集體精神的重要主題。反思是一種姿態、消費是一種姿態、煽動亦是一種姿態,願後世的所有召喚歷史的光影擁有足夠的誠懇憑弔戰場上的亡靈,而非淪為擾動現實政治的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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