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曉龍談紅高粱：劇版和影版比較是誤區

”　　除了好演員，趙冬苓的劇本也是鄭曉龍對《紅高粱》充滿信心的原因之一。鄭曉龍：原著小說文字非常美，以描寫紅高粱的方式擬人化表現男女之間的情感。野合原來在電影中是往高粱地一放就沒有了，其實這個情節也是征服和被征服的關係。

《紅高粱》導演鄭曉龍

周迅

劇中顛轎的過程也是九兒與餘佔鰲相互征服的過程

《紅高粱》中九兒與張俊傑的初戀被處理得頗有小清新風格

電視劇《紅高粱》正在東方、北京等衛視熱播，收視飄紅，導演鄭曉龍前晚在接受媒體專訪時稱，收視率高固然是好，“但是我並不認爲收視率好就一定是好。還要看品質，重播率高可能對我來說更重要。”鄭曉龍坦言，其實對收視率預期並不是太高，因爲這部劇“拍得特別緊張”，準備時間短，拍攝週期短，“從劇本到拍攝，能夠及格，我覺得就不錯了，所以說大家能這麼喜歡，我特別高興。”

雖然籌備時間緊張，但鄭曉龍透露，美術部門在不到30天的時間就搭出了主要場景，用的磚窯堆起來都有幾千米的面積，“我覺得單家酒窖是我們這部劇最大的看點，這個場景完全是在一塊平地上一點點搭建起來的，門口的牲口房，還有門前的一棵參天大樹，都是做出來的。酒窖這個場景的搭建難度非常大。酒窖是單家歷代傳下來的，是一個有着悠久歷史的老字號酒窖，我們不能搭出一個小作坊樣式的酒窖，必須要有氣勢”。

儘管開播後引來“山東大妞變江南女文青”的質疑，周迅無疑是電視劇版《紅高粱》最大的看點之一，不過，鄭曉龍似乎不在意外形上的張力，相反，他看中周迅骨子裏的氣質。還在選角階段，經朋友引見，鄭曉龍與周迅一起吃飯。“飯桌上我們很愉快地聊，還喝了點兒清酒。微醺的她隨性就躺下，我覺得這女孩挺真實，就是她了。”

除了好演員，趙冬苓的劇本也是鄭曉龍對《紅高粱》充滿信心的原因之一。他表示，當初剛剛接到這個項目時，一度頗爲擔心，但趙冬苓的故事大綱最終打動了他。鄭曉龍說，改編後的劇本，是以高密女人“戴九蓮(九兒)”傳奇的一生爲主線，講述了她與餘佔鰲、張俊傑在高密土地上上演的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以及與朱豪三等人英勇悲壯的抗日故事，“小說《紅高粱家族》中有大量的粗糙惹火的情節，比如九兒出嫁顛轎、被劫野合等，這些情節都真實地表現出了男女主角之間征服與被征服的情感較量，我把它比喻爲一場男人和女人的戰爭。”

談改編

野合不是簡單的滾牀單

媒體：在接下《紅高粱》的時候，你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鄭曉龍：就是如何把電影擴展到一部電視劇。原著小說的文學性很強，非常有畫面感，但故事性不強。電影可以寫意，但擴展成電視劇要有大量的內容。我覺得現在的本子很好，故事發展都符合邏輯，又有新的人物。其中的經典情節，比如顛轎子，在電影中是非常有華彩的，野合也是大家一直津津樂道的片段，要是完全照電影搬過來觀衆也不會滿意，要進行符合電視劇創作規律的改編。

媒體：其實原著很多“高粱”的描寫還都挺寫意的，電視劇中是不是不好表現？

鄭曉龍：原著小說文字非常美，以描寫紅高粱的方式擬人化表現男女之間的情感。電影有大屏幕，畫面上有起伏的高粱，還是很好看的。電視劇還是要現實主義，合理化、邏輯化，要是在電視屏幕上都弄成一片紅高粱，那種意境，觀衆能滿意嗎？我不知道。但不管電視劇怎麼改編，精神氣質還是原著的，表現的還是生命力、人性的張揚。

媒體：《紅高粱》播出之後，大家的關注點好像都在和電影版的對比上，對這種比較之前有過設想嗎？

鄭曉龍：這當時我還真的沒想，那時只是想怎麼更符合原著精神，演員怎麼能演好。要想怎麼跟電影比較那我就不拍了。把電視劇和電影比較是誤區，兩個是不同的創作方式，如果電影要拍成30部，肯定也不能那樣拍。

顛轎&野合 改編有難度？

就還是要以人物關係爲主要創作方式。顛轎原來是十幾分鐘錶現出那個氛圍，但電視劇氛圍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人物關係，在顛轎過程中，兩個人互相征服、互相對峙起來，一個是“姑奶奶不怕”，一個是“你還來勁了”，最後九兒都被顛吐了，還是不會被征服。拍這場戲還是挺有難度的。因爲那個轎子顛起來很費勁，小夥子們顛得很累。電影版裏出現的那種轎子，在山東是沒有的。拍這場戲前，我們備了兩種轎子，其中一個轎子太沉，乾脆就沒法顛；另一個轎子採用更輕便的材料製作，要讓演員們在顛的時候，有那種上下起伏的感覺，有彈力的效果，但是劇組當時很難找到有彈性的木頭。所以最後只能靠演員們在表演的時候儘量展現出轎子上下顛動的效果出來。

野合原來在電影中是往高粱地一放就沒有了，其實這個情節也是征服和被征服的關係。九兒一直掙扎最後踢到餘佔鰲的檔，這時反而九兒把他拉起來，最後不能拍成餘佔鰲強行，還是九兒主動。九兒這些日子遭遇到了男朋友背叛，又被送到土匪手裏，差點被糟蹋了，母親去世，被父親賣給麻風病人。她過得是什麼樣的日子，餘佔鰲對他好，救了她的命，她都知道。九兒有一種叛逆、釋放的心理。這場戲不是簡單的一場滾牀單，而是人物性格的表現。

迴應爭議

江南也有大妞，北方也有靈秀

媒體：有評論說，劇版《紅高粱》把原著的土地氣息拍出了宅鬥故事，你怎麼看這種評價？

鄭曉龍：難道在家裏發生矛盾就叫宅鬥？宮裏的矛盾就叫宮鬥？可是戲劇總要是矛盾啊。在土地上跟人鬥？那就叫土鬥。

媒體：現在大家對劇版改編傾向“宅門戲”主要的爭論點可能是在秦海璐扮演的大嫂這個人物上，這是一個新增的人物，劇中和九兒有大量的妯娌之間的明爭暗鬥，增加這一部分的情節是爲了考慮到電視觀衆的口味嗎？

鄭曉龍：這裏面講的是兩個不同的人生，最後這兩個人還是走到了一起。九兒是在活自己，大嫂在活別人，她是抱着丈夫的排位進門的，要當貞潔烈女，完全不符合人性，這也是她和九兒兩個人的矛盾之處。最後兩人和好也是在人性的認識上統一了，這一點恰恰符合莫言彰顯生命力的部分。

媒體：也有網友從九兒身上看出來甄嬛的影子，你覺得這兩部作品有什麼相似之處嗎？

鄭曉龍：表達人物生命的邏輯上都是真實的，別虛假。比如，大少奶奶想奪九兒的兒子，把她送去給土匪，九兒回來後她大哭一場特別難過，就是想報復，但內心又覺得自己做錯了。這就是不虛僞。

媒體：這部劇的臺詞有些地方用詞比較現代，感覺少了點鄉村、鄉土的味道，這是改編劇本時有意爲之嗎？

鄭曉龍：對，我真的擔心現在有些觀衆對鄉土味比較濃的作品不接受，比如說我們現在很多北方的劇到南方就“水土不服”，這個問題我覺得確實擺在我們這些創作人的面前。怎麼辦？我特別喜歡有地方風味的這種感覺，但是就是有些人不接受，這時候我不知道怎麼辦好。

九兒

江南女文青？

我從來不這麼看，個大個小不是最重要的。拍《北京人在紐約》的時候，很多人說，姜文合適嗎，他哪像音樂家？我覺得他就很好。演員主要是氣質上的接近，周迅身上有山東的堅韌、不屈不撓的氣質，掉坑裏自己也能爬上來，生命力特別頑強。江南也有大妞，北方也有靈秀。

太有文化了？

其實很多故事電影沒時間展示，九兒被抓到匪巢裏，沒點智慧她怎麼自救。電影就是直接表現生命力和慾望。而且周迅演得很好，有一場戲，野合之後，九兒騎在毛驢上，迎着夕陽不由自主嘴角露出了心生歡欣的微笑，那一幕美到人心裏去了，真是“一笑傾城”，若再笑就要傾國了。周迅一笑，我就特別喜歡，好看又真實。她那一笑就是生命力的滋生。

餘佔鰲

缺少匪氣？

什麼是匪氣？我認識的姜文骨子裏也沒有匪氣，平時他還帶着眼鏡，姜文也不是土匪。劇中我們沒有讓餘佔鰲成爲一個隨便殺人的人，不能讓他真的是一個土匪、殺人如麻，他還是一個善良的人。粗聲大氣說話是他比較直爽。我對朱亞文的表演還是很滿意的，之前有人跟我說，他演戲有點溫，試戲的時候我發現他爆發力很強。比較中他也是最合適的，確實找不到年輕時的姜文。

朱豪三

致敬張麻子？

其實像朱豪三這個人物，是高密縣原來的一個縣長，他是有歷史人物原型的，叫曹夢九，在這個人物原型上塑造的朱豪三這個人，跟《讓子彈飛》好像沒有太大的關係。不過我覺得這個人物非常有意思，他是想做一個好官的人，他本身也不貪，但是他真的就是舊時代過來的人，他的思想、他的認知確實有很大侷限性，所以說他是一個複雜的人物，我覺得這個人物是特別有意思的。

聊創作

《羋月傳》

能否超越“甄嬛”？

幹嘛要超越《甄嬛》，我也沒覺得《甄嬛》就是不能超越的。“羋月”是一個真實的人物。《甄嬛》也是一次探索，也是我第一次拍古裝。《紅高粱》也是我第一次拍年代劇，也是探索。

從沒覺得甄嬛不能被超越

媒體：《新編輯部的故事》當時引起的爭論還挺多的，之後你有想過改變創作方向嗎？

鄭曉龍：其實現在很多喜劇樣式和《新編輯部的故事》越來越像，我就是早了點。但探索總是對的。現在我自己看《新編輯部的故事》的時候依然會發笑。你也不能要求我每一部都是《甄嬛傳》，而且憑什麼啊，我就想不明白了，我就不能拍兩個別的。《新編輯部的故事》也沒有那麼不好，北京收視也沒有跌過前五。希望觀衆寬容對待探索。

媒體：你認爲一部好作品的標準是什麼？

鄭曉龍：唯一一個標準，大浪淘沙，被歷史遺留下來的就是好作品。很多作品當時不被看好，《紅樓夢》當時是禁書，但它禁得住時間檢驗。很多作品當時很火但歷史沒把它留下來。

媒體：要拍的新《北京人在紐約》籌備怎麼樣了？

鄭曉龍：我們講改革的事很多，開放的事很少，編劇現在去美國體驗生活了。而且你看，《紅高粱》比《甄嬛傳》更電影化，外景多，這與觀衆需求有關，電視機都大了。《北京人在紐約》也會有這樣的改變。

媒體：現在大家都在說明星片酬高的問題，電視劇創作也從最早的“導演中心制”變成了“演員中心制”，你怎麼看？

鄭曉龍：這是觀衆選擇，就像寫歌的不如唱歌的。在現在這種多選擇情況下，那麼多頻道、節目，一定是明星制起作用，觀衆看到喜歡熟悉的明星就會多停留幾秒。這就像我去超市買牙膏，琳琅滿目，那麼多種牙膏，我能熟悉哪個？哪個廣告多，算了我就買它了，也沒時間一個個看說明書。不是說我認爲這就一定對，但這是客觀現實。

採寫/媒體首席記者 劉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