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電影中的抗日記憶 愛恨交織血淚相和

歷史背景以及當代臺日流行文化的密切交流，使得臺灣民間對日本的情感和再現格外複雜多元。和中國大陸相比，解嚴後臺灣電影中的抗日曆史與日人形象有更多細膩、人性化的面相

1945年臺灣“光復”，彼時臺灣人熱烈歡慶“迴歸祖國”，樂見日本殖民者退位。然而蔣介石政權1947年在“228事件”中屠殺無數臺灣百姓，且在其後的白色恐怖時期持續迫害並屠殺人民，導致許多原本熱烈擁抱“祖國”的臺灣人轉而把蔣政權視爲比日本更不堪的“二次殖民”，並懷念相對文明有序的日治時光，進而厭棄“中國人”的身分併產生強烈的“臺灣意識”。
這個歷史背景以及當代臺日流行文化的密切交流，使得臺灣民間對日本的情感和再現格外複雜多元。和中國大陸影視劇至今仍偏好展現日本侵華的悲慘記憶相比，臺灣民間普遍對日友好，例如去年311地震時，臺灣是全世界捐款給日本最多的地區，而解嚴後臺灣電影中的抗日曆史與日人形象更有諸多細膩、人性化的面相。

歷史背景以及當代臺日流行文化的密切交流，使得臺灣民間對日本的情感和再現格外複雜多元。和中國大陸相比，解嚴後臺灣電影中的抗日曆史與日人形象有更多細膩、人性化的面相

綜觀臺灣抗日電影發展，長期研究華語電影的臺灣政治大學廣電系教授陳儒修總評，70年代臺灣的抗日電影操作民族主義情緒，動機和當代中國抗日電影最爲類似，但二者的風格卻有鮮明差異。他發現，大陸的抗日電影徹底實踐「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格外突出「羣衆」，作品常營造毛澤東等領導者和民衆打成一片的氣氛，突出領袖的親民特質，而且遵守「藝術創作沒有中間人物」的原則；臺灣的抗日電影則相對突顯領袖，強調蔣介石等人的英雄特質，和民衆的距離較大。
針對臺灣當代抗日電影現況，陳儒修也認爲：「臺灣近代抗日電影是非常『去政治』的！」他指出當代臺灣抗日電影不再糾結於民族主義，突顯全球化時代後，「身分認同」不再是臺灣社會最急迫的問題。他說：「臺灣文化最可愛的地方在於，我們對日本的情結有很大的光譜，懷日、哈日、親日、仇日，都有，而且這個光譜是流動的，棒球賽的時候仇日、使用產品或流行文化哈日，不像老一代是親日，或仇日二元。現在年輕人的文化認同是流動、轉折的，他們對國家民族的概念非常淡泊，每個主體都是多元的，他們更認同『世界公民』的概念。

歷史背景以及當代臺日流行文化的密切交流，使得臺灣民間對日本的情感和再現格外複雜多元。和中國大陸相比，解嚴後臺灣電影中的抗日曆史與日人形象有更多細膩、人性化的面相

臺灣抗日電影中消退的民族主義，突顯臺灣新一代創作者和觀衆在全球化時代下，流動且彈性的身分認同。儘管《一八九五》和《賽德克巴萊》仍難逃臺灣抗日電影的英雄主義傳統，且未跳脫以男性爲主體的敘事窠臼，但透過客家、原住民的邊緣族羣視角再現抗日曆史，帶入日本殖民者的觀點，使得當代臺灣抗日電影別於過往樣板式的華語抗日電影，對族羣與人性有更多關照。
然而臺灣、中國、日本在東亞地區的「三角習題」未解，可以預見的是，「抗日曆史」仍可能隨時成爲華語電影用以召喚政治意識或集體精神的重要主題。反思是一種姿態、消費是一種姿態、煽動亦是一種姿態，願後世的所有召喚歷史的光影擁有足夠的誠懇憑弔戰場上的亡靈，而非淪爲擾動現實政治的載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