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薇日本軍旗裝事件 究竟誰使用了趙薇

圍繞“趙薇‘日本軍旗裝’事件”，我們看到無數的評論，也看到更加無數的網友發言，愛國之情躍然屏上。但有點奇怪的是，幾乎所有的憤怒都集中於趙薇一個人身上。

圍繞“趙薇‘日本軍旗裝’事件”，我們看到無數的評論，也看到更加無數的網友發言，愛國之情躍然屏上。但有點奇怪的是，幾乎所有的憤怒都集中於趙薇一個人身上，就連對策劃和操作了這次事件的《時裝》雜誌的批評和指責，也是在“理性”了一陣之後纔開始，而且其力度和憤怒度都遠不及面對趙薇時來得猛烈。至於那件肇事時裝的出處，只在趙薇的第一次“聲明”中有含糊的交代，然後就被大家所忽略。

圍繞“趙薇‘日本軍旗裝’事件”，我們看到無數的評論，也看到更加無數的網友發言，愛國之情躍然屏上。但有點奇怪的是，幾乎所有的憤怒都集中於趙薇一個人身上。

按照趙薇在“聲明”中的說法，她的“日本軍旗裝”是一位“美國設計師”設計，由一位“紐約造型師”推薦給她的。而按照《時裝》雜誌的說法：“將國旗、軍旗等圖案元素運用在服裝設計上，這在國際上是十分普遍的。”這是一個準確的說法，而且以一個美國設計師的立場判斷，這還是一個成功的設計：將曾經是侵略象徵的日本軍旗進行部分改造，使其成爲和平的象徵，是一個大膽而近乎完美的“後現代”創作。我們沒有理由假設那位美國設計師不瞭解日本軍旗在歷史上的作用，和在現實中國的情感含義，從他將日本軍旗上的“武魂、忠義、尊皇、皇國”字樣換成“健康、和平、幸福”的“創作”來看，這是一次認真而且思路明晰的創作，而不是出於對歷史無知的信手塗鴉。如果我們暫且先擱置一下我們的民族情感，而且假設設計師和造型師都是天真的和平主義者，那麼我們就得承認，選擇趙薇來“演繹”他們的設計，是一個恰當的人選。在他們看來，讓一面侵略的旗幟變成和平的旗幟，穿在一位曾經被那面旗幟蹂躪、欺辱過的民族的後代身上，圓滿地完成了一次呼籲和平的“行爲藝術”。

圍繞“趙薇‘日本軍旗裝’事件”，我們看到無數的評論，也看到更加無數的網友發言，愛國之情躍然屏上。但有點奇怪的是，幾乎所有的憤怒都集中於趙薇一個人身上。

在某些藝術家的思路中，這樣的“行爲”與寬恕、和解、和平、大同這樣一些美好(在浪漫的理想中)卻虛幻(在堅硬的現實中)的概念有關。在這個“行爲”中，趙薇以一個經歷了屈辱、侵略、殺戮、仇恨的民族的後代，和一個年輕、無邪、單純、快樂的少女的雙重身份，成爲這次“行爲”中的關鍵要素——如果她知道這面“旗幟”的演化過程而且理解和認同設計師的理念，則她將是這一“行爲”的共同創作者;而如果她並不知情，則她將成爲這次“行爲”策劃者的理想道具。

利用在歷史上有着特殊政治含義的視覺(或聽覺)符號，進行模仿、篡改，以表達對現實的態度和理念，是很多“後”藝術家們常用的手法。但不管我們怎麼定義和理解藝術創作，這次的事件都不能僅僅以一次行爲藝術的思路去解讀，網上的無數憤怒聲討已經說明，中國人在這件事上有清醒而鮮明的立場和觀點，那就是：我們不允許有人以冒犯我們民族情感的方式，進行他們所謂的創作。姜文在談到他的一部影片的創作意圖時曾說，現在有些中國人是在替日本人懺悔，這是自作多情、自欺欺人，而且可能由此導致巨大而潛在的民族危機。現在又有人要替中國人表示寬容了，而且借了中國的文字和中國人的身體。而我們要告訴那名“美國設計師”和其他人的是，不管他們出於什麼理由和心理，在我們中國人沒有寬恕日本侵略者之前，尤其是在日本還有人拒不向中國人悔罪之前，我們不需要任何別的人替我們大度和寬容。

圍繞“趙薇‘日本軍旗裝’事件”，我們看到無數的評論，也看到更加無數的網友發言，愛國之情躍然屏上。但有點奇怪的是，幾乎所有的憤怒都集中於趙薇一個人身上。

坦白地說，在網上看到憤怒的責罵差不多能把趙薇淹死，我就知道我們離我們一直期盼、而且恍惚間以爲已經得到的自信和揚眉吐氣的日子還很遠。在這種時候，自家的被人家欺辱了的女子最容易淪爲憤怒情感的發泄對象。而在這樣發泄的過程當中，欺辱了我們的人卻被我們無意或有意地放過。我知道我應該相信那位美國設計師對中國人的傷害並非有意，但無意的傷害也是傷害，而且這種無意的傷害中有一些東西尤其讓我們不快：在他們眼裏，中國和中國人依然是可以拿來表現點什麼意思的符號。就像歐洲人一想感受“自然”和“淳樸”，就想起了高更筆下又黑又壯又無邪的塔希提女人。在中國人的這種整體的窘境沒有根本改變之前，免不了再出幾個張薇、王薇、李薇……

補記：已經宣佈辭職的《時裝》雜誌總策劃鄒女士表示，那位設計師就是拿着一支筆塗來塗去，就塗成了和日本軍旗的“巧合”。我的這篇文章寫在這消息發佈之前，但我也不打算修改，因爲我如果相信這樣的鬼話，就是在羞辱自己的智力。我覺得鄒女士有點聰明得過頭，以爲天下人的智商都比她低了100多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