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涅斯-夏薇依：幽默讓我承受不能承受的東西(2)

夏薇依似乎對明星的身份有種天然的牴觸，她會在電影中反思作爲明星的種種心理異化，也會在生活中有意逃避明星的身份。夏薇依似乎對明星的身份有種天然的牴觸，她會在電影中反思作爲明星的種種心理異化，也會在生活中有意逃避明星的身份。

阿涅斯-夏薇依

夏薇依似乎對明星的身份有種天然的牴觸，她會在電影中反思作爲明星的種種心理異化，也會在生活中有意逃避明星的身份。

阿涅斯·夏薇依(Agnès Jaoui)電影回顧展也許是這個冬天上海最好的電影展。細膩卻隨性，幽默而不輕薄，就像她這個人一樣。

見到夏薇依本人是在上海法語培訓中心的一間大廳裏，她的樣子就像是她最近的電影《讓我們訴說雨日》(Parlez-moi de la pluie)裏的樣子，中年發福、臉蛋鬆弛下來，她對這樣的評價顯然不會生氣——如果她在意自己的外貌，就會整天想着法子瘦身、拉皮、整容了，就像大多數女明星會做的那樣——相反，這些對女性之美的成見統統讓她感到不快，“爲什麼一定要讓自己顯得年輕呢？我就是這個樣子，我很高興自己就是這個樣子”。

年輕時候的夏薇依的確稱得上美女(像她這樣的女性主義者對這個稱號估計也會有意見)，眼神明亮、身材窈窕，微微的“地包天”下巴(像凱拉·奈特莉那樣，但沒那麼嚴重)顯得臉部線條硬朗。最能展現她年輕時候風采的電影，也許要算是《他人的生活》(Le role de sa vie)了，她在裏面演了一個女明星，就像在演她自己。

上海師範大學世界電影研究中心組織的這次影展，是中國大陸首次舉辦的夏薇依回顧展。夏薇依在中國的知名度也許比不上其他法國女演員或者女導演，但她在法國國內卻是一個很重要的編導演三項全能的電影人。如果拿中國電影來類比的話，張藝謀或者鞏俐是國際國內都很出名的電影人，很“國際化”，但是馮小剛雖然在國內有名，在國際上卻並不知名，究其原因，可能是馮小剛的電影“太中國”了，要一個外國人體會《甲方乙方》的樂趣並不是件易事。夏薇依的情況也很類似，她電影裏的幽默太法國了，不新潮、不國際化，甚至帶一點法國中產階級的老舊氣味，但法國人卻受用，愷撒獎(法國國內的最高電影獎)4 次授予她最佳編劇獎，戛納電影節也曾將一座最佳編劇獎奉上，可見她的受歡迎程度。

曾在影片中反省過女明星的夏薇依，在現實中也沒有一點女明星的架子。橫翹二郎腿、扣指甲，說到忘情處還會爆出法國國罵“Merde!”也許她對自我的定位從來不是一個女明星，而是一個喜歡用電影表達自我的人。

來自生活的電影

夏薇依 1964 年出生於法國一個猶太家庭，天秤座。他們家移民自法國前殖民地突尼斯，在她的電影《讓我們訴說雨日》中有一個服侍主角的突尼斯人的家庭，其中的故事可能就來自她自己的經歷。因爲她說過，由她自己編導的電影大都來自她熟悉的事物，不熟悉的東西，她就沒辦法編下去。

從小夏薇依就對各種藝術感興趣，父親是個作家、母親是心理治療師，她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寫作，但總是缺乏自信(可能是由於父親也是作家的緣故)。17 歲的時候她開始學聲樂，唱古典歌曲，這給她的生活帶來了明顯的變化，“我變得更加自信了”。這段經歷也可以在她的電影中找到，2004 年的《看着我》(Comme une image)是她自編自導的第二部電影，講述了一個作家女兒的成長經歷。影片中女孩的不自信來自自身的肥胖，顯然這樣的設定也來自她的生活，從 2003 年開始她就逐漸發胖，身材的走樣給她造成了多大的影響不得而知，也許根本就沒什麼影響，她繼續以微胖的身軀在接下去的幾部電影中出演角色。

夏薇依進入電影界是在 80 年代中期，引路人是帕特里斯·夏侯(Patrice Chéreau)。那時夏侯在巴黎西郊的農泰爾鎮(Nanterre)有一家劇院，夏薇依參加了這家劇院的表演課程，並由此步入了表演領域。夏侯當時已經是著名的電影導演，最爲中國人熟悉的影片大概就是《瑪戈皇后》了，但夏薇依現在說起夏侯，並沒有什麼愉快的回憶，“他不喜歡女人，也不喜歡我，他對我的影響更多的是間接的”。

堅持戲劇表演的同時，她也以配角的身份演了一些電影，但都沒有給觀衆留下深刻印象。戲劇表演不僅讓她積累了表演經驗，更讓她找到了一生的伴侶讓-皮埃爾·巴克利(Jean-PierreBacri)，他們是在排演哈羅德·品特的《生日派對》時認識的。

“夏薇依/ 巴克利風格”

自從夏薇依和巴克利認識後，他們就再也沒有分開過。在電影圈，這不能不算是一段佳話。也許他們持久的關係來自於他們對這段關係的準確定位——伴侶，而不是夫妻。“巴克利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自由，他不喜歡任何束縛。”這種束縛當然包括婚姻，如今他們依然住在不同的公寓裏，但每天還要一起吃飯，一起撫養孩子，這樣的關係已經持續了 25 年。

也許是愛情帶來靈感，和巴克利在一起之後，他們共同創作的劇本(迄今爲止所有的劇本都是兩人合作的)就開始源源不斷地衝擊着法國電影界。他們的劇本對白幽默、貼近生活，挖掘法國人的日常瑣事。首先慧眼識才的是法國新浪潮大師阿倫·雷乃，當時夏薇依和巴克利編了一出舞臺劇《廚房浮世繪》(Cuisine et dé pendances)，成功後就改編成了電影，雷乃看了之後非常喜歡，就主動來找他們，請他們來給自己編劇。雷乃此後的兩部影片《吸菸、不吸菸》(Smoking/No Smoking)和《法國香頌》(On connat la chanson)都由他們操刀，不可思議的是兩部影片均獲得了愷撒獎的最佳編劇獎，一舉奠定了他們在電影界的地位。

說起編劇的奧祕，夏薇依拿出隨身的一個小本子。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寫滿了摘記，“我不想忘記的對話、事情，我都隨時記下來”。她和巴克利一起編劇的方法也很有趣，不停地談話、不停地磨合——雷乃也喜歡這樣的方式。法國媒體用一個詞來形容他們的合作和風格——“夏薇依/ 巴克利風格”(Le Style Jaoui/Bacri)。這個組合沒什麼制勝法寶，“我們只是細心地觀察生活而已”。不過奇怪的是，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對的他們，在電影中從來沒有演過情侶，“因爲我寫的都不是愛情故事”，夏薇依笑着說。

夏薇依/ 巴克利組合除了給別人編劇，自己一共自編自導自演了三部電影，分別是《他人的品味》(Le got des autres)、《看着我》和《讓我們訴說雨日》，其中《看着我》獲得了戛納電影節的最佳編劇獎。但是這三部電影的票房卻是每部遞減的，從 300 萬人次的一鳴驚人到 150 萬人次，再到 100 萬人次。說起這種票房情況，夏薇依自己也很擔心，因爲他們下一部電影將要在明年初上映，票房再不好的話，投資就會減少了。“難道是我的電影變得不好了？”一向自信的夏薇依在面對市場的時候，也會有這樣的動搖。

除了編劇和導演，夏薇依首先是一個演員。遇到別人的好劇本，她也會立刻答應下來。在新導演卡麗娜·塔迪歐(Carine Tardieu)的《雙腿生風》(Du vent dans mes mollets)中，她要扮演一個歇斯底里的家庭主婦，肥胖、沒有情趣，和她演過的其它角色完全不一樣，但她看了劇本之後立刻就接受了。“我簡直不敢相信她這樣的大明星會接一個這樣的角色”，塔迪歐說。

夏薇依似乎對明星的身份有種天然的牴觸，她會在電影中反思作爲明星的種種心理異化，也會在生活中有意逃避明星的身份。她有兩個自己的樂團，一個是古典聲樂樂團，一個是拉丁流行曲樂團，她會經常帶着樂團去法國的鄉間小旅店裏巡演，“這樣能讓我對真正的生活、真正的人保持持續的接觸”。

B=《》J=阿涅斯·夏薇依(Agnès Jaoui)

B ：你和巴克利先生共同編劇的時候，具體是如何合作的？

J ：我們從交談開始，一開始是隨便聊，主題、演員，什麼都聊。我們每個人都拿着自己的本子，記下各自印象深刻的聊天片段。這樣反覆多次以後，我們就會朝某一個主題慢慢靠攏，人物也是在這個過程裏產生的。這之後就一個場戲一場戲地寫，場景寫完之後，就要根據人物性格填充對話。一開始比較困難，但是性格建立之後，整個過程就變得比較舒服了。

B ：劇本會經常在中途偏離軌道嗎？《他人的品味》最初構想是偵探片，怎麼變成了後來這樣？

J ：這是比較特殊的一次。一般情況下都是按照原來的軌道來進行的。可能這部電影中的人物我們並不熟悉，警察、毒販都離我的生活很遠，所以想在劇本中抓住他們很難，特別是前6 個月幾乎沒有頭緒，後來寫着寫着就又回到我們自己熟悉的人物上去了。

B ：《他人的品味》中的暴發戶形象在法國也很常見嗎？

J ：有趣的是，這部影片在俄羅斯放映時，很多人也這麼問。他們都在討論俄羅斯的暴發戶。現在法國的暴發戶也許沒有俄羅斯或中國多，但是總有一些人是被封閉在自己的圈子中的。這部片子就是要探討各種不同圈子裏的人的品位差異。

夏薇依似乎對明星的身份有種天然的牴觸，她會在電影中反思作爲明星的種種心理異化，也會在生活中有意逃避明星的身份。夏薇依似乎對明星的身份有種天然的牴觸，她會在電影中反思作爲明星的種種心理異化，也會在生活中有意逃避明星的身份。

阿涅斯-夏薇依

B ：法國媒體對你和巴克利的評價，是給你們創造了一個詞叫“夏薇依- 巴克利風格”，你自己是如何界定這種風格的？

J(：聳聳肩)，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幽默吧，幽默讓我承受生命中所有不能承受的東西。

B ：你是女性主義者嗎？

J ：我是女性主義者，旅行的時候更是(笑)。但我並不是我母親那個年代的女性主義者，像她們那麼暴力，那麼激進。我也理解她們經歷了我們沒有經歷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也理解她們的選擇。對男性來說，當他們平等對待女性的時候，他們會失去一些東西，但必然也會得到一些東西。在法國，也許比起其它國家大男子主義稍微少一點，但這是一種隱藏的大男子主義，尤其在政界會被重新喚起。比如2007 年社會黨羅亞爾的選舉，大家就會問：“她漂亮嗎？”“誰來照顧她的孩子？”……這些都不應該是這個年代的想法。我們難道會專門去問一個男性的政客有沒有孩子嗎？我很小的時候就對社會對於女性的一些想法感到憤怒，我不想只做一個“有魅力”的女人，不想只做一個母親或一個妻子。

B ：那作爲一個女性主義者來說，你是如何看待生殖這件事的？

J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歡樂、很幸福的事情。我曾經非常非常想要孩子。但是我覺得作爲女性也並不一定必須要做母親，也不需要做一個完美的母親，完美母親的神話已經太多了。沒結婚的女性、沒孩子的女性，並不比其她女性少一點價值。

B ：你在電影中經常拿女性的性和男性的性開玩笑，你怎麼看待男女之間的性差異？

J ：男性與女性的性是不同的，這樣的觀念我們被強加得太多。談到男性的性時，好像他們的不忠貞或者樂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談到女性在性方面的樂趣卻是一件很新近的事情。女性當然也有這方面的需求。男女之間的性區別看起來是男性會勃起，女性不會，但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區別。

B ：你說領養孩子是你碰到的最大的冒險，那在這場冒險中你碰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J ：嘗試着想要孩子，持續了 8 年，其間有希望也有失望。但最後就像奇蹟降臨一樣，我找到了這兩個孩子，而且他們已經很大了，一個 5 歲，一個 7 歲。而且在收養一開始，我就找到了做母親的感覺，他們簡直是里約熱內盧最漂亮的孩子。他們讓我不斷地追問人生、愛與遺棄的命題，因爲他們是被拋棄的兩個孩子。整個過程都令人激動。

B：在《他人的生活》這部電影中，那位導演挖掘了女性內心的很多陰暗面，比如虛榮、懦弱等等，你平時如何控制自己的陰暗面？

J ：我的生活其實更類似於手工藝工匠的生活方式，比較規律，不像阿蘭·德龍那樣。我也讓自己保持傾聽朋友，很多我成名之前的朋友現在依然保持着聯繫。雖然誇張了點，但我試着不讓自己習慣於名聲帶來的優先權。

B ：你能說一下你日常生活一天的時間安排嗎？

J ：有時候我會爲了孩子早起，但大多數時候我都很晚起牀，我很喜歡睡覺。起牀先做一下身體柔軟操。然後再去找巴克利吃飯，我們並不住在同一所房子裏。兩三點左右吃午飯，通常在一家意大利餐廳，然後開始一起工作、開玩笑、寫作。晚上我就和孩子們在一起，開始練習唱歌。

B ：法國對藝術電影的支持政策是怎樣的？

J ：法國的藝術電影體系，事實上是由兩個根本性的法律來支撐的。二戰期間，美國電影是被禁止在法國上映的，但是二戰後，美國電影捲土重來，1945 年就出臺了一個法律，規定每放映一部美國電影，就會有一定比例的票房歸入某個基金，這個基金由國家電影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Ciné matographie，CNC)管理，青年導演可以帶着自己的劇本來 CNC 申請基金。另一個法律是密特朗當政時期立下的，就是法國每個電視臺都要把自己收入的百分之十投入到電影的創作。除了法律，政府也會通過各種途徑來支持電影。

B ：你曾和阿倫·雷乃有過多次合作，他是怎樣一個人？

J ：他是個真正的藝術家，他總是在不停地探索之中。他來找我的時候，我感覺他怎麼比我還年輕。而且他人特別好，我認識很多很多大藝術家，他們多多少少有些怪癖，或者脾氣不好。但和雷乃在一起的時候卻感覺很舒服，他的性格是和他的作品很貼近的。他的工作方法也很有意思，雖然他當時被稱爲富有文學性的“左岸派”，但是他拍電影的時候一行字也不寫。他叫我們來給他寫劇本的時候，就給我們完全的自由，每個星期我們就像交作業一樣，把我們的思考用錄音帶錄下來，交給他。他在黑暗中傾聽我們的創作，然後想象畫面，如果他想象不出來，他就會來找我們說：“這塊有點問題，我看不到畫面，你重新想一想吧。”他會和每個演員單獨見面，很小的角色他也要單獨見面，一起讀劇本。他也很喜歡在開機之前反覆排練，這是他讓演員們相互熟悉的方式。他和演員的相處方式影響了我。

B ：你涉足表演、導演、編劇等多個領域，你自己是怎麼看自己這種狀態的？

J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有一種強烈的想證明自己存在的慾望。我十歲的時候讀了《安妮日記》，這本書對我影響很大。做演員就很能滿足我這種慾望。之後我就開始用其它方式來表達自己，包括編劇、導演，各種各樣的角色我都想嘗試。我也很想自己給電影做音樂，我平時自己就有兩個樂隊，經常演出。在電影界，但凡你擁有哪怕一點點的成功，你就會被封閉在一個奢華的環境裏。做音樂會讓我從零開始，我們到處巡演，讓我對真正的生活、真正的人保持持續的接觸。

B ：隨着時間流逝，你的形象在電影中也漸漸老去，歲月對你有什麼影響？

J ：我 15 歲開始寫作的時候，就已經覺得自己蒼老了，因爲蘇菲·瑪索 13 歲就出名了，我卻還沒出名(笑)。17 歲的時候我去音樂學院學習歌唱，這讓我找到了自信。女演員也比男演員老得更快。時間在流逝，要去做隨着時間可以變得更加豐富的事情，比如寫作。也許有人會在意外貌，但是我更喜歡保持自己獨有的風格。

B ：對你影響最大的人是誰？

J ：我父親。我很小的時候他就帶我們去看電影，看超現實主義畫展。我記得很清楚他講過的一句話。有一次我們去看一個展覽，我說：“這是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我也能做。”我父親就說：“那你就去做好了！”

B ：你在心情低落的時候會做些什麼？

J ：失落也許是我寫作的動力。在低落的時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我的鍼灸師，這是最有效的。當然還有畫展、電影、朋友，都能幫我走出來。